6月4日晚，应伟德国际1946源于英国、伟德国际1946源于英国现象学研究所邀请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老主任、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研学者靳希平教授在伟德国际1946源于英国报告厅举办讲座。讲座由哲学系副主任王恒教授主持。
“什么是现象学？”靳教授开题说到，现象学是一门解放的学问：它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，作为一种方法潜移默化地在起作用。而“回到事物本身”，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剥开表面的躯壳，看到事物是如何显现的。
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提到：我们工作，以便有暇。(We do business , in order that we may have leisure; 德文：Wir arbeiten, um Muße zu haben. )闲暇成为工作的目的，学术就是无其他目的的闲暇行为的一种。我们的真学术，就是严肃认真的、无拘无束的闲聊。
西方的哲人明确强调，整部西方哲学史都是对古希腊哲学，特别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脚注。海德格尔也不能例外，因为思想的发展一定是依据于传统之上，完全的创新是不可能的。海德格尔就是借着希腊的传统来讲。
海德格尔的思想有这样两个来源。第一，现实因素。家里穷，教会资助他读书；身体也不好，有心脏病。可以说，困境使他总面临生存的危机。生命之过程是什么，我是如何“活”成一个人的？海德格尔就以此窥透生存的基本结构：由生，再到死中去。人之为人，就是走向你的死。整部《存在与时间》，四百多页的书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：人是怎么死的。但我们平常都不会这样谈论如何走向死亡，好像每一个阶段做一个阶段的事，你的父母劝你结婚，不会说“三十多岁你不结婚，八十多岁你就死了”。
就海德格尔的贡献而言，一方面，在于他“谈人“，对人的谈论。在西方传统中，人首先是动物，然后才有其特征，比如，logos——言，有理性，会计算，能挑选。在既有的分类中研究人，是等而次之的。另一方面，海德格尔把人作为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基础，从人开始，来谈论“这”是“如何”发生的。当然，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也有其局限性，一个是无爱，没有谈到爱，然而爱可以超越“在到死中去”；另一个是，譬如艺术，梵高的艺术作品，燃烧而为永恒，也可以超越“在到死中去”。
从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期来看，有以下几个阶段。
第一个是反亚里士多德时期（1919-1921）。这一阶段的海德格尔思想是新康德主义加上现象学，一起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（Ontology），认为它忽略了历史与生命／生活。什么是本质？本质即：to ti en einai，the being of what was ——本质里包含着过去。后来被罗马人译成essence，丧失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。这样的讨论自然离生活甚远。我们说到Onto-logy，Onto- 是词根变形后的中性含义，就是用Logos来说Onto。海德格尔认为，这就是ent-leben，是离生活而去的，就是用理论（theo-ry，theo- 即看，静观地看）统治生活。
第二个阶段，海德格尔转向亚里士多德（1921/22 冬季学期开始）。由于海德格尔发现，源始基督教的虔诚并不能解决亲历体验的问题，不能理解把握亲历生活的关键环节，因而他又把目光放回到亚氏身上。在这一阶段，海德格尔开设了大量关于亚里士多德解读的课程，《存在与时间》就是从他原计划的关于亚里士多德专著的导论部分发展而来。甚至他后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从解读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开始。这里提到一个核心概念：Phronesis 心智，也是通常说的实践理性，人之为人的心里面的思量、操心。海德格尔剔除了这个词关于价值伦理的部分。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懂事，“懂事”就含有伦理取向。亚里士多德讨论实践理性，将它与理论理性关联起来，并认为后者高于前者，这是海德格尔所反对的。海氏认为，实践理性之被理解为实际生活／生命的无遮掩性，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。
而说到实际生活／生命与存在论的关联，其实可以看到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“实”的部分——比如可以被测量的，我的身高体重，我的腰围，而是“虚”的部分——它“什么都不是”（Nichts，虚无，无）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解释的能力在于人具有将其解释为什么的能力。把什么“实”当成了“虚”的什么。而且，就把这个“虚”的作为Being（存在）——这种Being，才是人之理解的真正内容。桌子的存在，the being of the table，说的并不是桌子的材料。“床不会坏”，而是床的材料坏了，才使得床坏。物理之存在，与对人的Being意味的存在之混淆，即存在论差异（之谬误）。所谓“实在”与“虚在”之混为一谈，海德格尔就批之为存在之遗忘，这个“虚”的Being，更重要的Being，被忽视了。通过这样的思路，Being在这里就成为核心概念。
第三个阶段，1930 年代的转向（Kehre）。这个转向仍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，即解读他的物理学（Physics），Phy- 即生长——继而延伸至自然，Natur。Physics 本身，并非通过人而实现，而是回到“东西”本身——由此，关于整体的诸实存（Seienden）的问题获得来真实的开端。就如一朵玫瑰的绽放（das Aufgehen einer Rosen），Seiendes的现象性是一种从自身而来的发生，一种运动，在这一运动中，“静与动出于源始的统一性而被锁闭和开启”。
走向对自然本身展示显现的发生，这大约也是海德格尔遇到老庄思想倍感亲切的缘由，而他在纳粹时期的反犹之举，也与此有些关系。《黑皮本》并非海德格尔的私人日记，而是本来用于发表的文本，他从1931（32）年就开始写。其中对犹太人之批判或者反对，以及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的行为，不可归于当下的简单的政治正确问题。
靳希平教授认为，此事件有其内在原因，首先是浪漫主义，海德格尔自身也处在浪漫主义的思潮当中，相信德意志民族在危难时刻应有内在精神的涌动与超拔，而浪漫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；此一时期占重要地位的天主教思想，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亦深，趋于保守而反工业化。犹太人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是“现代”与“工业化”的代表，这是现实的历史层面。海德格尔本人对犹太人的批驳，一方面针对犹太人的“算计”，计算（可以说是从logos出发），针对其制作性（Machenschaft，阴谋诡计），缺乏内核的大生产和制造。另一方面，从西方传统上，“家”是人之为人的地方，而犹太人始终是无家的、无根的。尽管海德格尔如是卷入了反犹这一政治议题，但靳教授认为，在海氏的哲学中，并没有政治哲学。